在解放战争初期，我党并非一开始就占据了主动，而是经历了一段由弱变强的艰难过程。国民党的军队在早期战斗中往往处于主动地位，几乎是想打哪里就打哪里，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。以晋冀鲁豫为例，即便刘邓大军接连在陇海路、定陶、巨野等地取得了胜利，但根据地却被严重破坏，经济和后勤的支持已经难以为继。最终，为了继续战斗，我军决定进行大胆的战略举措，孤军深入，开始了著名的“千里跃进”。
为什么我军在初期并没有选择主动进攻，甚至还刻意避开敌人的精锐部队呢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军的实力确实不足以与国军的强大作战，山东根据地的泗县之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那时，尽管我军的兵力是国军的十倍，但仍然遭遇了惨败，导致全军士气低落，这对其他解放区的影响非常深远，甚至在一定时间内，局面始终没有好转。直到1947年底，战争局势才逐渐发生了转折。
那么，泗县之战中，虽然我方纸面实力占优，为什么会打得如此惨烈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
陈老总的谋划
展开剩余81%1946年7月下旬，陈毅总指挥带领山东野战军从鲁南调往淮北，准备击退进攻两淮的敌军。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：“现华中全境，苏中敌气已颓，淮南、淮北敌气正旺，我决心在淮北打一、二次好仗。”他为自己定下了明确的作战目标。第一战即以朝阳集为开局，成功歼灭了国军92旅及60旅一部，取得了开门红。这一胜利对全军士气的鼓舞作用非常大，各地解放区的战士们纷纷鼓舞士气，渴望再接再厉。
然而在接下来的战斗部署中，出现了不同的意见。有的提出可以继续进攻薛岳麾下的60旅，但宋时轮则主张进攻泗县的桂系部队。他指出，薛岳的部队距离国军主力过近，进攻风险较大；而桂系的四个团分布在灵壁、泗县、五河等地，若以优势兵力将灵壁、五河孤立，就可以十拿九稳地攻克泗县。最终，陈老总采纳了宋时轮的意见，决定进攻泗县。
陈老总随后向中央报备，并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和授权。中央特别提醒：“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的仗不要打，只要主力在手，总有机会歼敌，过于急躁并不恰当。”在获得中央的批准后，山野军开始按照宋时轮的计划，集结兵力。
然而，国民党方面并未坐视不理。徐州“绥署”主任薛岳迅速察觉到我方的意图，要求泗县方面加固防线，加强防御措施，从而使得攻坚难度大大增加。
战斗的展开
8月7日，陈老总一声令下，攻城战正式打响。山野2纵9旅迅速占领鹿鸣山，山野7师也在灵璧附近构建阵地，将泗县团团包围，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。当晚，山野8师、2纵4旅、华中野战军9纵等共10个团开始试探性进攻，但未能获得突破。
8月8日一早，国民党第七军从五河增援，突破山野7师阵地后与2纵4旅激战，最终被打回五河。此时泗县周围的敌军增援未能及时到达，这意味着我方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攻城。因此，陈老总决定下达总攻命令。
然而，进攻的结果并不如预期那般顺利。尽管我方兵力占优，但第七军的火力异常强大，坚守不退，给我军带来了极大的困扰。9日拂晓，我方虽然占领了一些外围阵地，但始终未能突破敌军的核心防线。
尽管我军曾有部队冲入泗县，但第七军的顽强防守令我方始终无法彻底突破。天气等因素也影响了战斗的进展。最终，指挥部决定在9日夜间撤退，主力撤至睢宁以西休整。
造成惨败的原因
泗县之战的惨败让山野部队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，士兵们情绪低落，士气低迷。按照理想情况，我军具有明显的兵力优势，敌军已经被包围，为什么还会失败呢？
首先，我军产生了轻敌情绪。在朝阳集的胜利后，山野部队上下过于乐观，认为只要避开敌军主力，胜利就唾手可得。但第七军的强悍令我军大吃一惊。第七军曾在北伐战争中获得“钢七军”的美誉，其战斗力和纪律性超乎了我方的预期。
其次，武器装备的差距也非常明显。我军在初期战斗中，尤其是攻城阶段，缺乏足够的攻坚武器，而敌方拥有强大的火炮支持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我方即使拥有兵力优势，也难以突破坚固的防线。
最后，恶劣的天气也加剧了战斗的困难。泗县一带正值雨季，泥泞的道路和深沟壑使得我军进攻的速度和效率大打折扣。陈老总在向中央报告时提到，部队由于湿气重，武器和装备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，士兵们极度疲劳，情况非常艰难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部队最终仍然选择了继续进攻，结果在恶劣的条件下，攻城战完全陷入困境。
这场战斗，尽管我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但最终未能歼灭敌军，甚至使得后续的战略部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此战的失败深刻警示了我军：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，不应贸然进攻敌人的精锐主力，直到1947年底，我军才逐渐扭转了局势，开始占据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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